中国四分之三淋巴瘤新药试验由这家医院做出｜对话临床研究“摆渡人”宋玉琴和她的团队

每经记者｜林姿辰    每经编辑｜魏官红    

深夜，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实验室仍在运转，护士及时将临床试验血样送检处理——这是某全球首创新药I期剂量探索试验的关键样本，若处理不及时，药物浓度数据可能出现偏差，进而影响研究结果准确性，也可能对申办方研发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这样的场景，对于宋玉琴的团队来说是日常工作状态。作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宋玉琴的团队累计牵头/参与国内外临床注册研究超300项，占中国淋巴瘤新药研发75%以上，其中牵头项目占比超80%。 

一款新药的临床试验由多少人“托举”？国产肿瘤药越来越多，临床试验患者招募是更容易还是更难了？2026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前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话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宋玉琴。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宋玉琴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患者无药可用，临床研究为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

根据《202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我国淋巴瘤发病例数约9.16万，死亡例数约4.13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恶性肿瘤第13位，是发病率增长较快的恶性肿瘤之一。淋巴瘤分为霍奇金淋巴瘤（HL）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两大类，淋巴瘤的亚型则超过100种，异质性很强，年轻患者数量持续上升。

“很多病人都是很可怜的。”从业二十多年，宋玉琴见过太多无药可用的患者，尤其在新药匮乏年代，复发难治性淋巴瘤患者的生存期常以月计算，有的为了治病卖房举债，面临较大的治疗压力。

他们更痛苦的不是没药用，而是用不起。宋玉琴表示，2018年以前，国内患者只能依赖进口药物，其中PD-1单抗药物对霍奇金淋巴瘤疗效突出，有效率可达70%~90%，但单支价格高达数万元，长期治疗给患者带来较重经济负担。

BTK抑制剂同样如此。宋玉琴介绍，2016年国产BTK抑制剂泽布替尼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展临床试验，当时同类进口药物单盒售价高达七八万元，患者每月需服用一盒以上，一旦停药病情会快速进展。

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大量患者望而却步，只能寄希望于临床试验。在许多人眼里，参加临床试验就是当“小白鼠”或者“免费用药”，但在真实世界里，它是上百个角色、十几个科室、医院内外团队的精密作战，主要研究者牵头统筹研究实施。

据宋玉琴介绍，当一款新药从实验室走向患者，最先启程的是申办方团队，药物研发科学家、医学官与项目经理会一起把药物的作用机理、安全剂量、研究方案打磨成型，为整项试验定下最坚实的根基。紧接着，CRO（合同研究组织）与SMO（现场管理组织）团队迅速跟上，CRA（临床监查员）严格稽查每一步流程，驻院的近470名CRC（临床研究协调员）则像毛细血管一样嵌入临床一线，把繁杂的协调、随访、记录工作落到实处。

而当一项新药的IND（临床试验申请）获批，一场多团队协同研究就正式开始了。其中，主要研究者牵头掌舵，次要研究者、专职研究医生分工执行，医院独有的研究护士全程守护，构成最前线的患者保障组。

药理机构则仔细把关学术合理性，伦理委员会站在患者一边守护安全与权益，病理、影像、检验各个科室精准提供评估依据，药学部门慎之又慎地完成配液、储药、给药⋯⋯十几个科室、上百号人经过统一专项培训，就像一台精密机器般同步运转。

Ⅰ期临床剂量探索奠定新药研发基础，挑战更突出

淋巴瘤是国内创新药研发进展较快的领域，随着国产PD-1单抗、BTK抑制剂、双抗、CAR-T细胞疗法接连问世，站在临床研究浪潮最前端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吸引着全国患者慕名前往，宋玉琴团队则承担着重要研究任务。

“新药临床试验中，相较于Ⅲ期研究，Ⅰ期研究的挑战更为突出。”宋玉琴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动物模型实验无法完全模拟人体生理反应，药物在Ⅰ期临床试验中首次应用于人体，可能出现超出预期的反应。不同药物特性差异极大，即便在首个剂量组也可能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因此Ⅰ期必须谨慎开展剂量爬坡，节奏不能过快。

另外，Ⅰ期研究需要密集采集血样以获取关键的药代动力学（PK）与药效动力学（PD）数据，患者用药前5分钟，用药后5分钟、10分钟、30分钟、1小时、2小时等多个时间点都要连续取样，且血样需立即处理。比如，在夏季夜晚采集的样本若搁置到次日清晨，可能影响药物浓度与代谢数据的准确性，无法准确揭示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规律；部分药物需要在给药前连续完成3次心电图检查，给药后5分钟、10分钟再密集监测，对团队的专业度和反应速度都是巨大考验。

凭借成熟的临床研究经验，目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承接的Ⅰ期研究占比超过45%，大量新药先在此完成探索，再推广到全国其他医院，期间团队也遇到过惊险时刻。据宋玉琴回忆，在一项新药Ⅰ期试验中，患者使用极低剂量药物时，突然出现全球从未报道过的不良事件，团队内同事凭借丰富经验，迅速做出了判断并进行干预，患者很快获得了缓解。

宋玉琴感慨，现在的新药结构越来越复杂，配液要求也越来越高，临床研究对专业人员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药房配液人员必须经过系统化专项培训，才能严格按照指定溶媒、配制方式与时间要求完成配液，不仅要保证剂量精准，还要第一时间将药液送达临床科室，为患者用药筑牢安全防线。

患者招募难度受药物供给与研发方向影响

过去10年，中国已从“仿制药大国”转变为全球创新药的重要发源地。据IQVIA统计，在全球癌症领域的临床试验数量中，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在2024年约占全球整体的39%，超过美国（约为32%）的全球占比。

但是，患者招募困难是全球临床试验的普遍挑战。有研究报道称，受试者招募直接影响试验的成败，85%~95%试验延期的原因是不能按计划招募到合格的受试者，19%的临床试验由于未能达到预计样本量而终止。

国内新药临床试验的患者招募情况如何？宋玉琴认为要分两头说。从整体看，国内临床试验的患者招募速度并不慢，但是申报方的要求远超国际水平。一般来说，全球创新药研发通常需要7年到8年，而国内企业普遍要求3年内完成，对研究质量、立项效率、入组速度的要求高于国际常规标准，可能产生“招募困难”的直观感受。

从局部看，在部分成熟的疾病治疗领域，“患者招募难”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以淋巴瘤领域举例，自2017年以来，全球获批创新药基本进入中国市场，国产创新药密集获批，部分靶点的药物供给甚至比海外更为丰富，加上医保谈判大大提高了药品可及性，过去生存期仅3年到5年的患者，如今可以实现15年到20年甚至更久的生存期，部分患者无需再通过临床试验获取治疗。此时，如果药企不及时调整研发方向，还在同靶点药物上扎堆研发，就会面临患者招募难题。

此外，一些“攻坚”项目也会遇到患者招募难题。以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为例，我国每年新发患者约9000例，初治患者采用标准ABVD方案治疗，治愈率可达70%~80%；复发难治患者经后续治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近半数能够获得治愈，符合临床试验入组条件的患者数量很少。一般来说，Ⅱ期单臂研究通常仅需入组80例~100例患者，但Ⅲ期研究需要的样本量成倍增加，对于本就数量有限的难治患者群体而言，招募难度显著上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研发。”宋玉琴强调，仍有15%至20%的患者无法被现有方案治愈，且这部分患者多为儿童、青少年及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他们对长期生存有着强烈需求，针对这部分人群的新药研发仍有必要继续推进。

患者对临床试验的认知有所提升，信息互通仍需完善

宋玉琴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临床试验之路起步于2006年，真正迎来爆发是在2017年之后。随着中国创新药快速发展，临床试验项目越来越多，患者的观念也发生了明显改变。

十几年前，人们对临床试验充满戒备，总觉得是“拿自己当小白鼠”，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考虑。而如今，即便市面上已经有同类药，仍有不少患者会主动找上门，咨询有没有更好的临床试验可以参加，其中还有不少境外患者专门发邮件来咨询。

“害怕临床试验的人少多了。”据宋玉琴观察，肿瘤患者愿意走进临床试验，大多出于三个愿望，一是想用潜在疗效更优、给药方式更便捷的药物，例如剂型从静脉输液换成口服或皮下注射；二是家庭负担不起高价药物，希望通过临床试验获得免费治疗；三是现有治疗已经失效，只能寄希望于新疗法。

但是，信息不通把很多患者挡在了新药之外。宋玉琴注意到，很多肿瘤患者明明有需求，却不知道哪家医院、哪个科室有适合自己的试验，想查官方平台，又被英文信息拦住脚步；有的患者只知道北京的牵头中心，却不知道家乡附近就有分中心，白白奔波千里路程。

更现实的是，大医院的临床试验多达几百项，分散在各个科室，门诊医生难以全面掌握，更没法在短短几分钟内为患者精准匹配。而为了破解这一痛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一边通过官网、线上筛选门诊帮患者提前匹配项目，一边在北京市卫健委的支持下落地了一项关键试点，用AI搭建患者与临床试验之间的信息对接通道。

据介绍，这套系统会在每天下班后运行，把患者信息和院内上百项临床试验一一配对，逐项精准筛选，及时对接试验。

“AI在临床试验患者匹配环节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宋玉琴期待，未来这套模式能从北京走向全国，由政府牵头推动医疗机构之间数据联通与共享，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